日本的公共债务率历来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明确政府支出责任边界是一项综合改革。路径是提高政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从财政角度来看，需要做出努力的要点有：(一)以推进事权与财权相呼应、与财力相匹配为契机，加快公共支出责任的界定与划分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不仅仅是划分政府收入纵向分配关系的基础，而且同时可以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可以控制政府支出规模总量，明确政府分控社会财富的度。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一是在促进垄断行业、部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对于现行的征收比例做出调整。尊重市场的基础与核心作用是第一位的原理，以政府干预的方式去强势代替市场配置资源，硬性提高或降低某一个分配结果指标(如除了适度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之外并无多少合理操作工具的收入倍增计划等)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其结果却很可能是带来新的扭曲，长期效应极不乐观。从市场经济的国际经验看，该税可以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充足和稳定的税收来源。这两者所要求的改革事项的实质性推进，都会产生优化我国收入分配的重大而持久的正面效应，财政应予以积极的支持和促进，并努力把财政、税收的改革，与之结合成为新的一轮价、税、财联动的服务于科学发展全局的配套改革。
同时，该税还有利于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并强化政府应发挥的再分配的功能作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来，旧有的政府主导的大锅饭分配模式逐步被打破，市场机制越来越多地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同时，我们也要很好地开放进口，不能指望中国人的所有内需全部由中国企业自己来满足，这种经济思想也会有问题。
包括媒体、政府服务、企业自身的努力，也包括消费者的习惯。我在山东半岛看到很多给日本出口食品的企业，现在开始倒过来把比较好的商品主打国内市场，这就是个很好的苗头。我们经常在农村小卖店里，甚至更偏僻的地方看到可口可乐，那中国企业有没有这股劲，把自己的商品和服务送到这些地方去？《英才》：或许是因为这些地方的需求并不旺，有利可图企业怎么会不愿意去？周其仁：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去国外买东西？说明这部分内需还是有的。《英才》杂志2011年4月刊 进入专题： 内需 。
环境是一个系统的东西，不是单一的因素。加工型外贸企业大多是为国外企业贴牌生产，只需提供低廉的生产成本和生产能力。
《英才》：打国内市场主要难在哪里？周其仁：以前这些企业做国际市场，借助于中介，生意就很好做，但是国内没有这样一套成熟的商业系统，在国内做市场的方式，要搞成熟人、要喝酒交朋友，就觉得不适应。将来最好的结果就是，内销和外销之间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无所谓国内市场或者国外市场，都是统一的全球市场。但是内销企业必须面对整个终端市场，从品牌策略到营销渠道，从经销商到消费者，从产品设计到客户管理等，都要全力以赴。因此，一方面是企业要适应国内的特色，一方面我们还要努力改善商业环境。
现在大中城市的商业网络铺得还好一点，大部分二、三线城市，特别是县城和小乡镇，商业网络还没有铺下去。如果把很多时间总是放在调整来、调整去的政策上，放在个人关系上，人的精力也不够用。这里边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外，企业自己也需要努力。《英才》：国外企业都纷纷布局国内市场了，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企业反而无动于衷？周其仁：很多商品其实中国人都在生产，但为什么在国内买比到国外买难一些、贵一些呢？我们的商业环境、生产体系、服务体系都还需要改善。
因为诚信问题，三聚氰胺把中国乳业这么好的产业摧毁了。《英才》：营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最重要的是什么？周其仁：最重要的是一个很好的法制环境，一个是政府的政策要给企业一个很好的预期，不要变化太多，不能让企业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猜政策、搞关系上面，而是让其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研究市场、管理和产品上。
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内需潜力之所以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除了教育和医疗太贵不敢花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企业满足中国人消费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中国人收入提高的速度。我们还是要按照专业化比较优势来布局，适合我们生产的多生产，我们赚了钱以后也要敞开买别人生产的东西，这样才能够真正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近两年来，随着消费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险的扩大以及收入倍增计划提上了日程，这个市场的火爆或将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早。而今随着出口好转，出口转内销的声音也开始慢慢变小了一方面，不仅从规模上极大地扩张了中国经济(GDP总量按不变价扩大了近20倍)，而且发展过程中伴随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增长的效率也相应提高，从而使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具有更坚固的基础。自2005年进入反危机政策之后，人民币重回2005年之前盯住美元的制度安排。二是类型变化，需求对通胀的拉动作用继续较强，成本上升对通胀的推动力将会逐渐加大。三、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根据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宏观政策应相应做出调整，调整和变化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从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看，只要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预定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可实现。从财政支出政策看，2010年财政赤字已达9500亿，接近上年GDP总量3%这一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政府债务方面，虽然国债规模和风险不大，但近年地方以财政担保组建的各类融资平台所形成的政府债务的风险在上升。
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必须予以充分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总量失衡进入滞胀状态。
第四阶段是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这一时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内需不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量失衡的方向日益清晰，宏观经济选择从此前的淡化总量政策、强调结构调控，逐渐变为明确总量政策方向。因而，从我国目前宏观失衡的特点来看，既面临通胀的压力，也面临增长乏力的危险。
从总需求来看，2008年下半年开始采取的扩大内需的一揽子举措，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需求得以刺激。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3%，GDP总量超过39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在2.9万元人民币(约4000多美元)以上，达到了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六是在宏观管理方式上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结合。要提高效率必须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而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和制度创新，创新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刘伟） 进入 刘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失衡 宏观政策 。就通胀压力而言，较显著的特点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时期长，在未来2-3年中将面临通胀压力，除一系列体制性和长期发展性因素外，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将会逐渐发生作用。
大体上可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量失衡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改革开放始至1998年上半年，这一阶段总量失衡的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给，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反通胀，宏观政策采取的是紧缩性政策。欧美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是对货币的需求大，而货币供给不足，无论工商企业还是金融企业普遍存在流动性不足的困扰，所以要求宏观政策增大货币供给，更多注入流动性。
否则，便可能在低增长的同时出现高通胀。因此，无论是财税支出还是财政收入政策，其扩张力度的提升已面临严厉约束，在方向不变减轻力度的基础上，应当提高对财政政策风险的关注及控制，特别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风险。
第五阶段是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长时期的通胀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不能说发生了滞胀，但的确有形成滞胀的因素，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从扩张性政策加以方向性的调整。就增长的动力不足而言，较为显著的特点也有三方面：一是我国经济要进入新一轮高度繁荣期，尚需2-3年时间。一方面，应注重需求管理政策中所包含的供给效应，比如收紧银根的货币政策在紧缩需求的同时可能增大企业成本，扩张的财政政策在刺激需求的同时可能会降低成本，等等。因此，在低效率高成本的增长中，经济既难以持续，也无法避免滞胀。
·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通胀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加以方向性的调整; ·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总量失衡进入滞胀状态，我国也必须未雨绸缪;·如果能及时充分拉动增长，即使出现较高通胀压力，我们也具有治理通胀的经济增长条件;·要提高效率必须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将在较长时期存在，因而反通胀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宏观调控任务。从财政收入政策看，一方面自2003年以来连续减税，包括实行新的出口退税、取消农业税、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取消若干土特产税等等;另一方面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如果再普遍减税，特别是减地方税，在经济增长速度和财税收入水平提高未明显改善，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未取得进一步推进的条件下，事实上是不现实。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就是要把总量管理与结构调控、宏观调控与微观行为、短期管理与长期管理、政府干预与市场竞争等方面协调起来。二、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失衡的特点目前，我国经济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距新兴工业化国家，即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尚有一段距离。
如果保持7%以上的速度，就会提前实现目标。不同的是，在2008年上半年，总量政策目标首要是紧缩，即通过从紧的政策实现双防目标：一防经济从局部过热转为全面过热，二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转为总体上涨。
